在利兹大学社会学系自己的办公室墙上，鲍曼悬挂了一幅毕加索画的唐·吉诃德冲向风车的平版画，这清楚地象征着他孤独的现代性的守望者的身份。鲍曼在波兰的经历赋予了他以独特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学在社会中的本质、角色以及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用人类潜能和可能的未来的名义，将社会学放在与已确立的机制、官僚机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相对立的位置。尽管鲍曼过去是，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英国社会学机制的一个外来者，但他的著作在欧洲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里比许多名声显赫的英国同行拥有更多的读者。这是因为他具有宽阔的视野，对流行的范式具有一种他人难以匹敌的批判精神。
鲍曼在1990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里，有两样东西是他一直关注的：一是工人阶级，他们代表着被蹂躏或受压迫的人们，代表着受苦的大众；一是文化问题。“现在，当我试图对此进行概括，并说明我为什么对这两样东西感兴趣时，一个能够假定的动机就是，我对那种我称之为傲慢或自负的东西极度反感。……我的兴趣在于揭穿其隐含的东西，揭穿、分解那种自负，那种对我们生活在可能是最好的世界里的确信，那种认为这个世界不仅有现实的、而且有某种超现实的基础的确信。与这第一个问题相关并由此衍生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在社会学中主要关注的东西，那就是理解现实的可见性、可触及性与权力，即理解对于现实的确信，是如何构造起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文化产生兴趣的原因”。意大利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著作促使鲍曼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察，鲍曼对工人阶级的长期兴趣在1982年出版的《阶级与记忆》中达到了顶峰，鲍曼认为“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告别，不是向工人阶级告别，而是向工人阶级与不公正、不平等的同一性告别”。此后，不平等问题依然在鲍曼的思想中存活了下来，但它不再特别地与工人阶级相联系，而是在后现代性观点中重新体现出来。除了葛兰西之外，德国思想家齐美尔精辟的文化理论，也使鲍曼对文化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
鲍曼认为，正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阐释学层面的认识，使我们对可靠的知识的实证论的坚持，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解放的要求融为了一体，这些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非常接近，事实上在鲍曼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他曾经是哈贝马斯著作的坚定的鼓吹者。尽管鲍曼晚年仍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批判性的”社会学家，但他却已不再喜欢哈贝马斯。因为“哈贝马斯真正吸引我的是，他关于理想的社会是在某种社会学讨论班式的范式上形成的观点，也就是说，讨论班拥有的只是参与者，而唯一起作用的则是争论的权利，因此社会学的作用就是分解隐藏在看似自由的讨论中的其他因素，并且消除它们的影响。而当这一过程完成时，真理的问题就会与意见一致、赞同等合二为一”。显然，鲍曼追求的是永远不会形成一致性的乌托邦的讨论班，因此，当哈贝马斯转向实证论地重申帕森斯思想时，鲍曼与哈贝马斯之间精神性的亲和力就立即荡然无存了。
在所谓“新右派”时代，由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所合法化的自由主义讨论，已经愈来愈引人瞩目。在1988年发表的《自由》一书中，鲍曼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对自由所作的质疑无疑是一种很不和谐的声音，鲍曼在论述自由时，更关注的是不平等而不是自由。鲍曼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从研读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开始起步的，他的第一本著作，即论述英国社会主义的著作，就是建筑在对边沁、穆勒、斯宾塞等人的研究的基础上的。鲍曼认为，自由主义不可能提供的东西正是公正、社会公正本身。事实上，任何关心公正的价值的人都不能简单地说：“国家的唯一作用，就是任自身衰弱、直至消亡”。在鲍曼看来，完全自由的国家实际上是不可想象的，那将是一个非社会性的国家。所谓社会中的自由，就是X的自由是将其自身建立在Y身上的，也就是说，自由首先是一种特权。自由是社会中极其重要的分层因素，如果你的社会地位愈低，你也就愈是被决定性的，也就愈不自由。因此，如果将不平等的话语和自由的话语分割开来，那么对两者都将是有害的，因为不平等其实就是不平等的自由，而自由就是行为的社会能力的提高。在鲍曼看来，只有将不平等与自由联系起来考察，这两个问题才是可以理解的。
鲍曼本人认为，他一直关注的工人阶级与文化这两个主题，在他称之为现代性的三部曲的三部著作中结合了起来，这三部曲就是《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现代性与大屠杀》和《现代性与矛盾状态》。鲍曼将“立法者”与“阐释者”看成是知识分子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种语境中的两种不同的身份。鲍曼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对于立法者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合适的，这种不适不仅使知识分子产生了“集体多余”的体验，而且促使知识分子构筑了当代的信心危机。一方面，立法者知识分子找不到用来发表权威性陈述的场所，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将朝着有利于立法者知识分子方向发展的希望也正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在消费社会中，裁决的权利正从知识分子手中流逝，而市场的机械主义则直接担负起对价值进行判断、发表意见和检验的角色，甚至在知识分子无可争辩地独占了几个世纪的文化领域，知识分子的裁决权力和权威地位也正在被取代。
鲍曼认为，如今的知识分子大体上都会赞同齐美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草草写下的那个忧郁的预感：“与所有早些时期的人们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在没有任何可供分享的理想的状态下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也许甚至是没有任何理想地生活了一段时日了”。在这样的心境下，要把某人选择的价值当作具有绝对约束力的价值，就需要很大的勇气。鲍曼认为：“毫无疑问，有人将担负起那个在荒野中呼号的角色，把自己推向这个崇高的、然而并不明显有效的角色，而其他许多人则把实用主义的谦逊看作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这种不确定性涉及到与我们的主题最为相关的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角色的转变。有许多迹象表明，由‘立法者’这个隐喻所描述的传统角色（扮演的或向往的）正逐渐被‘阐释者’这个隐喻所体现的角色所取代”。也许，我们和鲍曼一样迫切想知道：这究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改变，还是一种暂时的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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